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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　　他还注意集众人之智指导战争，在兖州、官渡、邺城、当阳、渭南、襄樊等重大战事中，均听取和采纳将士的意见。

    　　为尽其才，他倡导广开言路之风，征柳城乌桓得胜回师，还重赏曾劝阻他出征的人。

    　　在谋略思想上，曹操认为：“欲攻敌，必先谋。”

    　　重视谋略是曹操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，也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，所以他能够“以弱为强者，非惟天时，抑亦人谋”。

    　　曹操认为用兵“不可以祷祀而求，亦不可以事类而求”，显示出其军事思想中求实、尚变的两大特点。

    　　他推崇《孙子》，但要求诸将按他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和实战经验编撰的《孟德新书》指挥作战。

    　　视善变为用兵核心，其行军用师，被誉为“因事设奇，谲敌制胜，变化如神”。

    　　强调“兵无常形”“兵无常势”“兵之变化，固非一道”，只有灵活用兵，“以诡诈为道”，才能以变制胜。

    　　还说“若以险固为资，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”。

    　　他认为，诡诈的前提是知彼知己，只有在掌握了对方的兵力部署、战将强弱、地形险易、后勤保障等情况的前提下，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，才能制定出“因敌变化”“盈缩随敌”的策略。

    　　他尤重视奇正、虚实变化，要求以“至实击至虚”，他的战争实践也体现出这一点。

    　　如对孙、刘集团作战，或东攻西守，或东守西攻，皆依实际情况，将优势兵力集中于一方，形成“至实”态势。

    　　同时，常以分散、分化敌军的策略，致其“至虚”，从而各个击破。

    　　曹操的军事思想深受历代兵家和学者称道，其《孙子注》对后世兵学有深远影响。

    　　但有时，他强调刑罚过度，并且也有袒护失察之处，这是其思想的局限性。

    　　汉魏之间，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，出现大饥荒。

    　　这一时期，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，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。

    　　曹操在北方屯田，兴修水利，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，对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。

    　　建安元年（196年），曹操采纳枣祗等人的建议，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，在许下募民屯田，当年即大见成效，得谷百万斛。

    　　于是，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，兴办屯田。

    　　屯田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，工作效率高于普通的自耕农。

    　　因此，短时间内就使地方“农官兵田，鸡犬之声，阡陌相属”。

    　　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，所以曹操自述道：“后遂因此大田，丰足国用，摧灭群逆，克定天下。”

    　　在兴置屯田的同时，曹操采取各种措施，扶植自耕农经济。

    　　针对当时人口流失，田地荒芜的情况，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、迁徙人口、劝课农桑、兴修水利、检括户籍等办法，充实编户，恢复农业生产。

    　　此外，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，始创户调制，防止豪强兼并小农。

    　　建安五年（200年），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。

    　　到建安九年（204年），又明确：“其收田租亩四升，户出绢二匹，绵二斤而已，他不得擅兴发。”

    　　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，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，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。

    　　曹操在世时，还大力兴修水利设施。

    　　如他举荐的扬州刺史刘馥，修复、建设芍陂、茹陂、七门、吴塘等土坝，蓄水灌溉稻田，使得“官民有畜”。

    　　以身作则，提倡廉洁在开源的同时，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，并以身作则，提倡廉洁。

    　　史书中称曹操“雅性节俭，不好华丽”，后宫的衣服、鞋子不事华丽，帷帐屏风落满补丁，床榻被褥“败絮其中”。

    　　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，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，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。

    　　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，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。

    　　建安十四年（209年），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。

    　　曹操的遗嘱，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：“天下尚未安定，还不是遵守古礼的时候。安葬完毕，所有人都除服。那些率军屯戍在外的，一律不得离开屯所。有司各率其职。以时服下葬，不要在幕中贮藏金玉珍宝。”